Part 1：从科大到艾美奖

张红：你在科大三年就修完了科大五年本科的大部分课程，这怎么可能呢，是不是偷工减料了？

吴皓：我入学那年是特殊情况嘛。一进校就听说上了四年级就不能出国了，除非有海外关系。我家里搞不到海外关系，所以第一学期就开始准备托福，第一年把托福考了，第二年就准备考GRE。而且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要提前选课。我的很多课都是跟88级的师兄师姐一起上的。在那之前一般是二年级开始准备托福，三年级准备GRE，四年级准备出国。我们这一年因为八九的特殊事件，什么都提前了一年。出国的时候，选择也很受局限，因为美国大部分学校要求你有本科学位。我们班上1992那一年出来的第一批有五、六位吧，都没有本科学位，所以去的学校选择比较窄，有一些学校进不去。

张红：你去的 Brandeis 是非常好的学校。听你的同学讲，你刚进科大的时候英文就特别好，比英文专业的还要好，几乎跟母语一样。你的英文是怎么学的呢？

吴皓：我从小比较喜欢音乐，我发现学语言其实跟音乐有关。像我们中学班上几个喜欢唱歌的，后来英文都学得不错。对音标、音高比较敏感的话，模仿语言就比较快.

张红：对，英文叫 having a good ear。

吴皓：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上成都七中满幸运的，在我们高中的时候，很多外教老师就被送到国外去培训，学校的整个风气也是鼓励你向西方学习，多学英文。成都的环境也比较好，有英语角。另外，一个人在哪一科目好，就更愿意花时间在上面。我从初中开始，就因为英文比较好，在英文上花时间越来越多。

不过刚来美国的头两年还是经历过一些挑战的。我记得刚来美国过了一学期后，发现自己不敢讲话了。第一是觉得自己讲话语法错误太多；第二是发音有些地方不标准，所以花了时间去图书馆借一些磁带校正发音。第三是觉得自己对西方的文化不了解，没办法跟人聊天。最多问问天气。

那时候在波士顿上学还不知道波士顿是一个体育大城，必须要懂棒球，懂橄榄球；不懂的话，聊天就没的可聊了。我们刚来那会儿对美国的流行文化除了Michael Jackson, Madonna 等流行音乐知道一些，对美国的电视剧 Sit-Com 这些东西都不了解，所以我很花了一些时间精力去看，去了解。之后才慢慢的有了共同话题。大概来美国两年半、三年以后，才觉得自己对英文的使用不是太拧巴了，才可以跟人讲话聊天。

张红：三年是很快的。

吴皓：我读研究生三年就出来工作了，拿了硕士，没有拿博士。做第一份工作时我就通过工作的关系去哈佛选了一些写作课。上课的都是外国学生，这就逼着我用英文来表达，来写作。我觉得多选一些跟自己专业没有关系的课，会对自己的英文和文化方面的帮助比较大。

张红：你在哈佛选的是什么写作课？

吴皓：就是一般美国大学本科 Liberal Arts 通识课程里的 Expository Writing, 主要是 essay writing。但是我觉得那些练习对以后的 creative writing 和其它noncreative writing 都有用。我现在做电影，要写很多东西，上的写作课很有帮助。从国内来的大学生如果没有这种训练，过来后补一补挺好的。去问一下学校研究生院或国际学生中心，他们一般会有一些写作课给外国学生推荐。

王文勇：你对文科这么感兴趣，为什么当初去上科大而不是去学文科？

吴皓：怎么讲呢？我还是热爱科学的（笑）。其实我在高中文理分班的时候就犹豫过，因为自己文科理科都不错。当时在中国文理都比较好的话，学校社会和家长一般都会建议你去学理科。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点不后悔，我觉得学理科对我的人生、我对世界和人的观察和想法帮助特别大。

不过有一段时间，我二十好几、三十出头时，比较后悔，觉得当初要么高中就应该去学文科，要么大学选个文理综合的学校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。这个路上的选择偶然的东西很多，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。你每做一个选择就会关上一些门，同时也打开一些门。那些打开的门有些是偶然的，有些你还可以做选择。我回过头来看并不后悔，觉得自己走对了。

我一直喜欢文科，但也一直喜欢科学，喜欢哲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喜欢科学代表的东西。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在实验室里工作。我喜欢读，喜欢了解，喜欢学习，喜欢去创作。但是科研是要很严谨的去做。尤其是现代科学要做很多严谨的实验。这就不适合我。我研究生上了两年，逼着自己去喜欢。上课读课本的时候非常喜欢，一到实验室就头疼。

张红：你从小喜欢文科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写小说讲故事拍电影呢？

吴皓：我上的成都七中每年都有综艺表演，好像有两次表演的机会，我都会以相当于导演制作人身份参与，做牵头人。做这些事让我接触了一些文艺表演。但是说实话，那会儿觉得只是在学校里做节目而已。因为自己身边从来没有认识过搞文艺的人，不觉得这是一条出路，不觉得有可能搞文艺。

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时也什么都不懂。叫你读书，你就好好读书。我们那会儿的出路就是要读好书考好试然后好出国嘛。科大都是这样的。那个年代很单纯，信息也比较少，对于职业的考虑很简单。在那个年代学理科的都想出国吧？觉得要去名校做研究生，做科研，得诺贝尔奖对吧。当时想的很简单。

另外也觉得国内的整体大环境太压抑。大家疯狂的学英语拼学分，就是为了出国。到最后都有点晕了，觉得不出国就没有路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理解，80年代成长的人，很多觉得美国什么都好。现在的孩子出来会更冷静些，能够看到中美双方的好与不好。但是我们那个年代中国确实落后太多了，所以自然地就会觉得美国这边会很好。

张红：你出国后什么时候开始不想做科研，而是去念MBA？那个时候你开始想做文艺方面的事情吗？想做电影了吗？

吴皓：没有没有。我觉得所有喜欢做艺术的人都会有一种冲动，就是创作的冲动，或者是表达的冲动，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或者来自什么文化。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成长的孩子对美国文化有很多向往。觉得美国的文化什么都好，特别领先。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。来美国后发现美国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自己一心喜欢美国的一些文化，后来发现这个文化不一定认同你，不一定接收你。你自己的文化根基又在哪里呢？另外就是关于性取向和同性恋，觉得自己永远属于少数。在国内就是少数，是在边缘。来到美国，觉得美国应该是很自由的地方，发现并不是。美国在90年代还是有很多对于同性恋的歧视，比现在严重，现在好很多了。那会儿作为一个移民，更加觉得自己难以融入。有这样的几重身份，有这些困惑，怎么去理解，我特别想表达，但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。

所以当时我去选写作课。我的写作老师非常喜欢我，我们成了终身朋友，现在也是非常好的朋友。经常见面。经常打电话，但是他也没有鼓励我做职业作家。他只是通过写作了解了我的人。我也不觉得写作会是一条我可以去走的路。

我要了解美国文化，但是要留在美国就有签证问题，得继续读书。我怎么办？我要去读医吗？读法律吗？还是读MBA？那个年代我们学生贷款借不到的，只能借私人贷款。但是毕业后怎么还？90年代家家穷，不可能替你还，要自己还。那时觉得这几个方向可以继续学习，然后可以还贷款。我觉得还是学MBA吧。MBA可以让我有更多的灵活性。我二十岁时就特别怕在一条路上被拴死，被困在一个地方。读法律吧，觉得会永远当律师动不了。读医我也觉得就要永远当医生，在医院里面多无聊。还是读MBA吧。MBA挺好玩儿的，你看那 Wall Street Journal 里面一天到晚各种商战的故事多有意思，我其实也不懂，就去读了。但读完了MBA我真是蛮喜欢的。我要不是后来有创作的冲动需要满足，business 其实满适合我的个性的。

我自己现在年纪大了后，觉得我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我的出发点、想法、认识等和其他人不同，就是因为我有不同的人生经历。我要是跟别人都一样去电影学院里边学的话，我做出的东西和他们能有很大的不同吗？

张红：你念了MBA后，在好几个公司工作过。有两件事情比较突出：第一，你决定回国；第二，你回国以后很快就开始拍纪录片了。这个经历讲一讲吧。

吴皓：对，那是挺有意思的。我在2000年硅谷第一轮泡沫破灭之前MBA毕业，我当时决定去硅谷而不去传统的咨询公司。我觉得硅谷听起来就是我这种不安分的人会喜欢的地方，因为有很多创新的东西。那个年代大家头脑都在发热，现在的MBA也是，大家还是想去做 start-up 方面的东西。所以我当初果断去了硅谷的一家很大的互联网公司，Excite@Home，这个公司后来倒闭了。年纪大的人可能都知道。

很多时候人年轻时并不了解自己。当时我觉得我喜欢互联网，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很 hot，很 sexy，然后自己也会觉得 sexy 了。确实这个环境中有一些我喜欢的。比如我去做产品经理，产品经理其实是需要创新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产品经理需要管理团队，要跟很多人沟通，这方面我可能比较擅长，这些是我喜欢的东西。

很快2002、2003年互联网泡沫破裂，硅谷很惨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，没有公司在招人。当时 Excite@Home 破产了，我就去了一家传统的互联网公司，EarthLink，做ISP的。我觉得那个公司很没有意思，做的东西一点儿没有创新，就那儿等着吃工资。正好那会儿我的工作在洛杉矶。很偶然有一个好朋友的爸爸是国内中影集团一个退休的老总，他想来美国做合拍片。他看到我比较感兴趣，就让我帮他去跑一跑，开开会。我就开始帮他在美国洛杉矶跑，帮他看一些剧本，一些所谓的合拍片。

那是2003年的时候。当时我觉得那些故事写得太烂了。我那会儿还年轻，觉得别人写的都那么差，我来写一定写得比他们好。其实写好真不容易。我那会儿觉得老外不懂中国，我觉得我中美两种文化都了解，自以为我能写出好的故事。所以那会儿就一边帮那个老总跑一些所谓的业务，一边自己开始写剧本。我没学过写剧本，没学过创作，就去买了几本书，然后就吭哧吭哧的开始写剧本。正好又认识了一些在洛杉矶的华人剧作家编剧，拿给他们看，他们说不行，要改；而且不停地改、改、改。每次改完了，我觉得我已经写得很好了，还不行吗？他们还说不行、不行。

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干脆我回国去试一下，去看一下拍电影到底怎么回事。在洛杉矶觉得自己写剧本指望靠有一天卖剧本太不现实了。我通过科大校友认识了一些国内做电影的朋友，一位校友老婆家里的人是电影世家，长影的。他说你要有兴趣就回来吧，回来搞一搞试一试吧。

那时候是2004年，我正好觉得互联网做的也没意思，还是低谷的时候，那我干脆回国去看一下，然后我就回国了。先是参加了两部合拍片剧组，一个叫 Painted Veil （华丽面纱），另一个是 Mission: Impossible III，在上海拍的。自己也还写剧本，觉得要进入好莱坞就要写剧本。

后来在剧组上碰到一个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的，也是一个工作人员，他跟我说做电影其实很难，特别难。他建议我，如果真喜欢电影，就在家里看电影好了；要么你就拿起相机，自己开始拍。一天到晚想着要做的话，就去做好了。我于是就买了个索尼vx2100相机，就开始拍纪录片了。正好那会儿刚回国，在美国生活了12年才回国，觉得国内一些事非常新鲜，总有我感兴趣的话题。

当然那时也不知道怎么做纪录片，看到美国 PBS 有个纪录片，讲 Hilary Clinton 的，我觉得我喜欢这个，不就是一堆采访吗？采访几个人，然后就把记录片做完了。我就比着它去做。采访完了以后才发现，哇，那个剪辑可是一门学问啊，很难。就跟写小说一样。56分钟的片子也花了几个月才把它弄出来。弄出来后还小得意了一把。就是从无到有的那种快感，创作的快感。就是一个东西从完全没有，只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，到最后成为一个片子，那是很快乐的。

我当时什么也不懂，不懂纪录片发行。投了两三个电影节，投给一些电视台，也不懂怎么做发行，反正被两个很小的电影节收了，被纽约的一个 PBS affiliate 电视台收了，没什么钱就几百块钱。但是很得意。觉得自己第一次做片子就怎么样了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真的是小打小闹。

张红：你说的这个就是 Beijing or Bust？

吴皓：是。基本上全是采访。那时根本就不懂电影艺术。支持鼓励我一直往下走的是那种想表达，想讲故事去感动和影响观众，那种很想交流的欲望。后来慢慢的做起来了，才真正能够更深一层的领会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价值。

张红：那个时候你一直还有另外正式的工作，是吧？你后来还在阿里巴巴和 TripAdvisor 任职了？

吴皓：我拍完 Beijing or Bust 之后，后来拍的片子遇到了政府的麻烦。我2004年刚回国，对国内什么东西政治敏感完全不了解。碰了一些政治敏感话题，惹了一些麻烦。政府说你不要拍片子了，回去好好工作，你有MBA不好好赚钱，在国内拍什么纪录片。我就说好吧，钱也都花没了，我就接受党和国家的教导，趁我的MBA没有失效之前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工作。

但是在阿里巴巴工作还没到一年，我就又开始拍片了。那种心里痒痒想去创作的欲望太强了，因为碰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，就是关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班学生拍毕业大戏的《成名之路》（Road to Fame）。原片我零七年、零八年就拍好了，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工作忙，剪不完。那个故事很复杂，不像 Beijing or Bust，两三个月就剪出来了。

虽然我很喜欢阿里巴巴，喜欢在阿里巴巴工作，但还是在2008年接受了 TripAdvisor 的工作，搬回了北京。我离开阿里巴巴，一方面是可以当一个国际公司中国分公司的老板，听起来比较有意思。另外一方面是我想回到北京来，把《成名之路》弄完。因为那会儿阿里巴巴把我在的那个团队搬到杭州，我每个周末都要从杭州飞回北京拍片子，很累很累。但那个片子拍完了以后，我在 TripAdvisor 做他们中国分公司经理也很累，一直没有时间剪。因为剪辑就像写作，需要能够沉浸下去很长的时间在里边创作。我每个周末花一天或一天半时间忙着剪片子，后来不可能，就完全放弃了。很长时间这个片子就搁在那儿没有剪。

到了2011年底，我本来想跟几个搞电子旅游商务的朋友一起创业做公司。我就说我干脆先休息一段时间，把《成名之路》剪完。我当时想的是用五，六个月的时间把它剪完，剪完了回去再创业。于是我2012年初搬来纽约，就要离北京远一点，因为北京创业气氛过于浓厚。你在外面吃饭，大家都在创业，都在拿VC，听的心里又痒痒，没办法创作，所以我躲到纽约去安心创作。本来给自己六个月的时间。后来六个月变成一年，又变成一年半才把片子剪完。我是从这部片子开始去找纪录片行业真正的专家去向他们咨询，向他们学习：创作怎么做，发行怎么做，去电影节该怎么去。

2013年这个片子首映的电影节还不错，在纪录片行业算不错的一家，而且被 BBC 和 PBS都买了。还有湖南电视台、香港和台湾的一家公司也买了。就是说比第一部片子做的更好了。

当时就有要不要回去创业的问题。我2013、2014年是很纠结的。一方面觉得制片挺好玩的，想继续往下做；但看不到怎么能够赚钱，怎么能养活自己。因为《成名之路》没有赚多少钱。这个片子最后卖出去大约十万美金，但制作成本用去了绝大部分。我花那么长时间去做，就赚这么一点钱，还要继续往下吃以前的积蓄吗？另外朋友还在问是不是要回来创业。挣扎了大概一年多吧，就是到底要不要回北京去做互联网去。

我后来想一想，如果我能够有一天赚够了一亿美金，我想做什么，我还是想做现在这个东西，拍电影。那我为什么要等十年？我对生活要求不高，如果有200万美金就可以退休。退休了我干嘛呢？我还要做这个。那为什么不去现在做呢？我觉得既然《成名之路》都卖了十万，我下部片子肯定会卖得比这更好，那我还是赌一把，跳进去赌一下。下一部说不定能养活自己，我的目标就是从下一部片子开始养活自己。

张红：你现在讲的是《成名之路》做好以后你卖了多少，但你在做这部片子的过程中也有资助吧？看到有福特基金会。。。

吴皓：对对对，我还拿到了一些钱，我都忘了。有几位赞助者，包括福特基金会，最后可能拿到了十五万左右。但是做电影要雇人雇专家，钱烧起来不得了。我自己最后拿到手的可能一万美金都没有，钱都付出去了。

后来我一五年、一六年开始拍《虚你人生》（People’s Republic of Desire），关于YY直播的。当时觉得我现在是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了，一年就能做出来。结果这个片子做了四年。（笑）

我还觉得这个片子我一定可以融钱。上一部片子我都能融，这一部应该可以融。结果大家不感兴趣国内的互联网故事。而且直播很新，外国人看不懂什么叫直播。现在大家都懂直播，因为抖音TikTok。这个片子的制作中间有很多创作上的挑战，有很多动画什么的，一再被延期，花了四年才把它搞出来。我中间差点就决定就不做了，因为我给了自己一个许诺，我不能去碰我的退休金。一旦有一天我去碰我的退休金了，我就不要做这一行了。当时差一点就要去碰了。但后来又有一个赞助者，我就不需要去碰我的退休金了。其实真的已经做到了那一步就是像赌徒一样，钱已经输在了里边，虽然我说要收手，但收不了，不可能收的。片子在那儿，片子是自己的孩子，孩子没嫁出去之前，怎么能够不管孩子呢？

这部片子听起来觉得可以小卖一把，会是个小爆款。当时去第一个电影节时国内的发行商非常看好。觉得这个直播是国内的一个热门，那是2018年首映的，国内直播还没有冷。后来一九年、二零年就开始就冷了，就都变成抖音了。当时觉得会小爆款一把，国内的发行商很激动。结果后来广播电影电视部不批，片子发不了，说是三观不正。我的稳定经济的梦又破灭了。这部片子好像就只赚了两、三万块钱。融到了很多钱，都付人了。

张红：《虚你人生》送去了很多电影节，在很多电影节都有获奖提名，也赢了很多奖。

吴皓：是，这部片子算是第一部让我在行业里面站起来的一部，就是因为得了SouthBySouthwest（SXSW）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。SXSW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很重要的一个电影节。但是这个片子也没有拿到艾美提名，没有拿到奥斯卡提名，就是让我在电影圈子能够站住，让大家知道，成为被大家认可的电影制片人。

真正让我经济上稍微有点收益的是 All in My family, 是我家庭我个人的故事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对自己的剪辑拍摄都比较有信心，片子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后面当然有帮助，有调色的有配乐的，但是整个制作过程就是我一个人做，节省了很多成本。最后卖给了Netflix，稍稍有一点收入了。

再往后就是《76天》。真的是很偶然。本来是美国这边的一家网络平台找我做。后来我的提案没有被接纳。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两位已经在武汉拍摄的导演。我跟他们说，我们三人一起合作做个片子吧，就是《76天》。很快就做完了，是我所做得最快的电影。二月初开始拍九月上旬就首映了，七个月就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了，很少见。在纪录片行业很少听说这么快的。当时没有想这部片子后来帮我拿了一个艾美奖，还拿了奥斯卡的shortlist，还拿了一些其它的奖。拍了这部片子以后大家就觉得我现在是行业的专家了，开始有人请我去做评审这些事情了。

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了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偶然。比如说《76天》的选题，是别人找我，我做了调研。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故事，即使他们不接受我的提案，我也一定要做个片子出来。中国人华人都在经历疫情，心里边情感上的冲击蛮大的，所以觉得一定要做。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一分钱都没拿，两位在武汉合作的导演免费的拍，我在这边免费的剪。到了后期也没有音乐，也不需要。片子剪完了都进了多伦多电影节了，要把后期做完才开始去融钱，融到了一些做后期的钱。这个片子是我在创作上最自由的，没有去焦虑谁会给我钱，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。

张红：《76天》在国内的反应如何？

吴皓：国内没有批，没有在国内放。

朱科航：啊，这个片子非常的真实，也没有触及政治，怎么就没有放？

吴皓：我们有一部分素材，被国内的另外一部电影用了，所以我们避开国内市场，一个主要原因是避开可能存在的版权冲突问题。另外在国内放一定要过电影局，过电影局是不可能不剪的，不可能不改的，后面的调调一定要高扬起来嘛，怎么到最后能那么悲哀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后来想想，一方面有些版权冲突的问题，另外一方面觉得没有必要去走那个审批流程。走起来太累，不值得。